1965年的人民日报（余焕椿）
《海瑞罢官》：学术还是政治议题？
1965年岁末至1966年初，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竟陷入了对党中央所在地的迷茫。往常总是严格遵循中央指示精神行事的编辑团队，此时仿佛在茫茫雾海中航行，纵使他们小心翼翼，终究难以避免撞上暗礁、覆舟沉没的厄运。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变的时期。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八届十中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发表讲话，进一步解读了他于8月6日和8月9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有关阶级、形势、矛盾及党内修正主义问题的观点。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断言，阶级依然存在，阶级斗争必然存在。”并提出了“绝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需“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进行，不论是党代会的讲话还是全会的发言，甚至是每一次会议都应涉及此议题。毛泽东对“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接受了康生关于小说《刘志丹》是李建彤借小说反党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种新式的反革命手段。他指出，任何试图推翻政权的行为，都必定先进行舆论准备和意识形态工作。无论是革命阶级还是反革命阶级，都是如此。（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下，第745—746页）
此次会议不仅颠覆了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亦即七千人大会）所倡导的畅所欲言、弘扬民主的精神，彻底否定了1957年所强调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既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更将自1957年以来盛行的“左”倾思想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和路线。面对这一剧变，人民日报的领导层一时难以适应。尽管他们认识到阶级问题被提出得相当尖锐，然而，对于年年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他们已产生了明显的抵触情绪，因此在宣传上并未紧随其后。
彼时，《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崭新推出了《长短录》杂文专栏，特邀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等享有盛誉的国内专家学者执笔，旨在深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纠偏时弊，激发思想活力。该编辑方针的深遂与正确性毋庸置疑，然而，因其未充分体现“切勿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终酿成大祸，遭江青等人诬指为“报社内部与社会上反党分子勾结的产物”，编辑与作者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这场风波的罗网之中。
不久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之后，江青随即约谈了宣传与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指出“当前舞台上、银幕上所呈现的内容，充斥着大量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元素”，进而对文艺界发起了攻击。然而，当她提出要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时，却并未得到任何人的积极响应。
江青并未就此罢手。1964年，北京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在演出间隙，她径直找到了《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李希凡，力邀他撰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她绕过了总编辑吴冷西，选择了自己心目中的笔杆子。这一行为，充分彰显了她从一开始就未曾打算遵循共产党的行事准则。
江青及其同伙将《海瑞罢官》以及邓拓等人所著的《燕山夜话》传播至全国县级单位，却依旧未能引发对《海瑞罢官》的广泛批判。她敏锐地察觉到在北京无法撼动《海瑞罢官》的地位，遂转战上海，意图以上海之力来影响北京。
在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鼎力支持下，江青携手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成功联合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最终达成了所愿。
1965年11月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文章异乎寻常地向北京副市长、史学界权威吴晗挑战，并且把学术问题扯到了政治上，用语咄咄逼人，充满火药味，让人忧心忡忡。如何对待这篇文章，使人民日报处于两难境地。转载，不愿做违心事；不转载，文章来头不小，又怕承担不起责任。只好请示总编辑吴冷西，吴说他要请示中央。
稍后，吴冷西向编辑部传达了中央的决策，指出不予转载，并强调“姚文”系江青与上海市委共同策划，旨在对北京市委进行整治，并非中央的旨意；文章将之与“翻案风”、“单干风”挂钩，显得牵强附会；对于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曾发表、经胡乔木修改的《论海瑞》一事，需持谨慎态度。
吴冷西当时身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并身兼中宣部副部长及新华社社长的要职，被誉为与党中央最为亲近的“上达天听”之人，他的言论历来备受重视。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所宣布的“中央决定”并未能完全打消众人的疑虑。
最令人困惑的是，“姚文”在上海暗中策划了一年之久，这一行动当时对周恩来都保持着机密，吴冷西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人民日报》始终处于被动状态。江青与上海市委策划的“姚文”未征得毛泽东的批准，竟敢借《海瑞罢官》之名对北京市委发起挑战。众所周知，毛泽东曾赞扬海瑞精神，报社的许多人对此都记忆犹新。如果毛泽东支持批判《海瑞罢官》，中央怎么可能逆其意而动，不同意《人民日报》进行转载呢？难道吴冷西所请示的中央并非代表毛泽东的真实意愿？在政治上异常敏感的编辑和记者都察觉到其中必有蹊跷，整个编辑部笼罩在一种紧张不安的氛围中。
11月29日，《北京日报》先行转载；次日，《人民日报》跟进；12月1日，《光明日报》与《解放军报》亦将予以刊登。鉴于涉及北京市的切身利益，特意让《北京日报》提前一天进行转载，以将主动权交予北京市委。
后来获悉，原由是《姚文》刊出后一个月，京城各大报纸均未予以报道，毛泽东因此深感不悦，遂决定由上海印制《姚文》的单行本。周恩来总理闻讯后，立即采取措施，紧急召集中央各报负责人举行会议，讨论转登事宜。这才让首都的新闻界了解到，《姚文》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和修改的。然而，其真正的意图仍未完全明了，因此，媒体屡次陷入被动的境地。
在上海的视角中，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自始至终被视作一个政治议题。然而，北京方面却不愿将此事归类为政治问题，而是将其局限于学术讨论的范畴。在11月29日，吴冷西负责起草了关于转载“姚文”的编者按语，其中依旧将评价《海瑞罢官》的讨论限定在学术层面，并着重指出这体现了中央的立场。
然而，《解放军报》并未遵循中央规定的既定日期进行转载，反而于29日提前一日公开发表，并在编者按语中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严重毒草。其言辞与次日《人民日报》转载时的按语形成了鲜明对比。军报的按语遭到了中央的责备，中央认为在讨论尚未全面展开之际，将其定性为“大毒草”，不利于学术争鸣的开展。12月3日，在中央级各报负责人会议上传达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相关内容时，再次强调应针对问题而非个人，既不应将吴晗视为靶子，亦不应将学术讨论局限于吴晗一人。
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刊登了戚本禹撰写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虽未明言，实则对胡适进行了批判，并间接地指出了吴晗与翦伯赞在历史观上的不足。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在其旁附上按语。按语中依然将讨论的焦点锁定在学术领域，并重申了这体现了中央的指导方针。
在《海瑞罢官》事件中，双方阵营的对立已愈发明显。即便如此，《人民日报》依旧坚持将这一议题作为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探讨。1965年12月12日，该报刊登了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撰写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论及道德继承问题》。紧接着，在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各种意见的综述》，其中收录了讨论中出现的不同观点，既有支持“姚文”的，也有赞同吴晗的，其宗旨在于进一步推动这一讨论的深入。
1965年12月25日，吴冷西得知《北京日报》计划于27日发布吴晗的检讨文章，于是指示编辑部迅速推出一篇重量级的批判文章，针对《海瑞罢官》。他特别指定了中宣部署名方求所写的《〈海瑞罢官〉反映何种社会思潮？》一文，并要求《北京日报》转发表自《人民日报》的方求文章；《人民日报》则需转发表自《北京日报》的吴晗检讨。
人民日报既投身于学术论辩，同时又悄然将这场辩论引向政治争斗的轨道，然而这样的尝试已是徒劳无功。
《二月提纲》至《5·16通知》
1966年，人民日报陷入迷茫。
《人民日报》元旦献词：《迈向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篇——1966年》，一如既往地遵循中央既定的战略方针，致力于推动革命进程，促进生产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正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为实现强国之梦不懈奋斗之际，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然降临。众多无辜者将被迫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一场由林彪主导的中央紧急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林彪指责罗瑞卿推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诬称其“以军事冲击政治”、“反党篡军”，随后，林彪宣布剥夺罗瑞卿在党政军各领域的所有职务。
同时，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了批《海瑞罢官》上，要以批《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运动。1966年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新闻界负责人参加的一次小型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会上，彭真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郭沫若可以不点名，范文澜要保护，其他人就保护不了了。吴晗、翦伯赞要点名，吴晗要批判，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毛主席说，这一次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要好好作一场斗争”。康生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学术界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没有清算过，也不是一次清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
他们的话，哪些是毛泽东的，哪些是他们自己的，并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确实谈了批《海瑞罢官》，对戚本禹和姚文元的文章充分肯定的同时，指出了他们文章之不足。其中最重要之点是说戚本禹文章没有点名，姚文元文章点了名，但没有打中要害。
一条针对罗瑞卿的批判在军事领域展开，另一条则是对《海瑞罢官》的文化批判，阶级斗争的局势变得异常紧张。然而，《人民日报》在1966年元旦所发出的号召，实际上已沦为一张无足轻重的废纸。
此刻，彭真已敏锐地察觉到自身境遇的严峻，然而他依旧坚定地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控制在适度范围内。1966年2月3日，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之职，召集了一次扩大会议。该小组成立于1964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陆定一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等人。会议旨在探讨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并着手草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旨在全国范围内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势头进行有效控制。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对《二月提纲》进行了讨论，并一致通过，计划在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将其下发至全国。
首先，实行开放政策；其次，先破后立，推动学术革新；再次，坚决反对以政治帽子压制不同意见的左派学阀；最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应坚持以理服人。”此外，他还补充道：“这份提纲已获中央批准，我们将在一两天内前往武汉，向毛主席汇报相关情况。”
“批判《海瑞罢官》并非政治问题。”听到这番话，大家如释重负，紧张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几个月来，关于北京中央与南方毛主席意见是否一致的疑虑开始烟消云散。
借助《二月提纲》的指导，报纸开启了学术辩论。从二月至三月末，《人民日报》刊登了诸如《探讨《海瑞罢官》的艺术演绎失误何在？》、《对《海瑞罢官》剧作的疑问》以及《《海瑞罢官》所蕴含的积极价值》等一系列学术性文章。报社对此感到自豪，认为已成功扭转了被动状态，紧随时代步伐。
彭真遭到毛主席严厉批评，毛主席明确指出《二月提纲》完全错误。这一消息如同突如其来的惊雷。此前，众人以为毛主席已表示赞同，然而两个月后却出现截然相反的立场，中央的决策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一贯服从中央命令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又该如何迅速适应这180度的大转弯？吴冷西显得非常焦虑，他要求立即着手撰写从政治角度批判吴晗的文章，以及从“罢官”的关键点出发批判《海瑞罢官》的稿件。此外，吴冷西还得知之前被五人小组办公室扣押的两篇“左派”文章——《红旗》和《光明日报》即将发布，他指示《人民日报》争取同步发表，并指派一位副总编辑亲自前往《光明日报》进行商讨。
此刻，人民日报的影响力急剧下滑，光明日报是否肯予配合，尚存疑虑，唯有吴冷西亲自出面，恳请康生出面协调，方能有望获得光明日报的支持。直至1966年4月2日，方才如愿与《光明日报》同步刊发。即戚本禹所撰写的《〈海瑞罢官〉与〈海瑞骂皇帝〉的反动本质》。5日，又转发了《红旗》杂志刊发的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罢官〉与〈海瑞骂皇帝〉——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5日当天，彭真紧急召集吴冷西及负责学术批评的另一位副总编辑至其宅邸举行会议。他面色沉重，心绪不宁，仅言及自己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并表示已向毛主席进行了检讨。随后，他即刻要求报纸迅速着手，撰写从政治角度对吴晗进行批判的文章。
彭真未曾向吴冷西透露毛泽东对他的批评详情。随后，编辑部陆续接收到令人震惊的消息。
1966年2月的最后几天，毛泽东在杭州对江青、康生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颠倒敌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曾针对中宣部的不满指出，当年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已经通过了关于开展阶级斗争的决议，并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示。在此背景下，吴晗撰写了大量反动文章。中宣部对此并无事先告知，即便是在不经过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发表文章，对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求中宣部先行打招呼。这难道不是对中央决议的不尊重吗？
压制左翼意见的编辑，庇护激进知识分子的行为，被视为大学的腐败，而中宣部则被比作阴森的阎王殿，我们必须争取思想上的自由与解放。
我始终坚持，若中央机构有不当行为，则应倡导地方采取行动，对抗中央。地方应培养更多如孙悟空般的人物，敢于挑战权威。去年九月，我曾与部分地方同事探讨，若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倾向，你们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且极具风险。
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要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这是毛泽东长期识压在心中的话。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发展趋势已日益显示出不满。农村的包产到户，工业的物质剌激，教育的双轨制，公共卫生事业集中于城市医疗，文艺上的传统题材和表现形式等等。这些政策，在毛泽东看来正滋生着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也就是滋生着“修正主义”。这与他的社会主义观念是不相容的。尽管毛泽东采取过一些措施，阻止上述情况的发展，但他不满中央一些部门的迟缓行动，和他的一些主要助手半心半意，缺乏热情。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最大危险不是国外进攻和威胁，而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修正主义者”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篡夺了权力，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撤销原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同上书，第76页）会议结束后，吴冷西立即联系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相关负责人，向他们透露了中央正在起草的文件（即《5·16通知》），并要求报社撰写一篇批判《二月提纲》的社论，同时建议在继续批判吴晗的同时，穿插对翦伯赞的批判文章。他还特别叮嘱，今后批判稿件不再需送中宣部审定，报社需自行承担责任。完成吹风工作后，吴冷西立刻飞往上海，前往毛泽东处继续修改文件。
吴冷西的言论及其行迹，似乎营造出一种错觉，仿佛在这次批判《二月提纲》的过程中，人民日报将再次扮演党中央机关报的职责。然而，多数人心中都清楚，他的处境已然摇摇欲坠。
史无前例的奇闻：党报的社论竟需提交军报总编审阅定夺
果然如预期。四月之初，当人民日报提交关于强化政治导向的社论进行审核时，康生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今后人民日报的社论需先由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审阅并修改，以确保无误。这实乃前所未见的异例。
《二月纪要》矛头所向，已经远远超出了《海瑞罢官》，而是彭真、陆定一和所谓“修正主义分子”。人民日报跟不上《二月纪要》的调子，仍按《二月提纲》定下的方针行事，这就不能不激怒林彪与江青这些人。人民日报已被逼到了绝境。
此刻，林彪发起了他的造神活动，党报与军报之间出现了正面交锋。1966年伊始，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宣称毛主席的指示为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更进一步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巅峰，是最鲜活、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坚决予以抵制。党的七大、八大均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未曾提及其为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在表述上，亦有严格的规范，不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必须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间必须使用顿号，不得使用逗号、分号或破折号，亦不可用“和”字。人民日报始终遵循中央的这一规定，在中央未作出决定更改之前，对林彪的所谓“创新”保持谨慎态度，在报道中未予以宣传，这完全是出于认真负责、遵守纪律的行为。
“这种说法确实不妥。然而，报纸已经对此展开了讨论，不能立刻更改，只能逐步调整。”这里的“不妥”表明中央意见一致，信心十足。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在实际操作中颇为棘手，编辑部只能依靠经验和直觉行事。在一些报道和文章中，我们与军方媒体保持一致，例如在涉及中央、大区和省委的文件中，凡引用林彪言论之处，报纸均予刊登；而在某些报道和文章中，我们则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处理方式，删减了部分语句。
人民日报当时只知道按中央既定的政策、规矩和纪律办事，哪里知道毛泽东已决心打碎这一切，要重新树立起他的至高无上权威。人民日报与林彪控制下的军报较劲，还能不败？
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在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犯下了严重错误。5月3日深夜，军报送来了社论的校样，要求《人民日报》于次日同期刊发。然而，负责报社日常工作的副总编辑不愿屈从于军报的指令，一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表述，便心生反感，执意将刊发时间推迟一日，待军报先行发表后，再于次日以新闻形式刊登，以此来彰显党中央机关报的权威地位。
翌日，唐平铸翻阅了《人民日报》，遂以此为把柄，向文革新成立的小组举报。5月7日，康生主持召开了会议，对《人民日报》进行了追责和严厉的批评。康生指出，“《人民日报》犯下如此严重错误绝非偶然，这与报社领导层长期保持的模糊立场密切相关”。（《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267页）康生要求《人民日报》撰写检讨书，并予以公开发表。检讨书由涉事当事人和副总编辑执笔，经过总编辑两次修订，仍未能通过。最终，张春桥亲自介入，协助进行修改。
5月9日，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了一场汇聚了众多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的重要会议。在此次会议上，陈伯达正式宣布，他本人将担任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而江青则担任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以及关锋则成为该小组的成员，康生则担任顾问一职。会议期间，陈伯达、康生和张春桥对《人民日报》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然而，他们考虑到国际影响，表示不宜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检讨。此外，陈伯达还宣布剥夺了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工作的权力。随着吴冷西权力的减弱，《人民日报》的地位也日益岌岌可危。
谁将是未来的总编辑？
在吴冷西之前，负责人民日报的领导职务的是邓拓。自1938年起，邓拓便肩负起主持《晋察冀日报》（该报曾名为《抗敌报》）的重任，直至1958年秋季被调离人民日报，他在这期间整整服务了20年。在这20年间，邓拓始终是党中央机关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然而他并非人们所俗称的“新闻官”。他身兼总编辑、社长等多重职务，同时亦担任记者、编辑和评论员。他文思泉涌，下笔如神，创作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和评论作品，数量难以计数。
然而，邓拓因被毛泽东指责为“不听话”而离职。在困境之中，吴冷西肩负重任，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尽管他并非中央委员，却得以参与众多中央重要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与中央常委会议，因此备受瞩目与尊敬。他身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新华社的社长，同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在新闻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吴冷西与邓拓的风格迥异。他并非驻足报社，而是采取“遥控”的方式进行指挥，足迹遍布钓鱼台、中南海，甚至远至毛泽东巡视之地。他传达精神、部署任务，往往以高瞻远瞩的姿态出现，给人留下他时刻伴随中央身边的印象，因此其话语分量十足。编辑部对于他传达的指示，始终不敢有丝毫懈怠，认真贯彻执行。编辑部的一般编辑和记者，鲜少能见到吴冷西的身影，社领导与他见面的机会亦是寥寥无几。尽管他与大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众人皆认为，有这样一位紧贴中央的总编辑，对人民日报而言，实乃莫大的荣幸。
令人震惊的是，局势的转变出乎意料。编辑部接到的各方消息均显示吴冷西的处境岌岌可危。随之而来的是疑问：他能否避开邓拓的悲剧？吴冷西的下台似乎已成必然，然而他究竟有何过错，却无人能明确指出。或许一个关键的症结在于：“不服从指令。”
1966年8月28日，唐平铸说：“毛主席接见我时说，‘过去十几年来，我从来不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听话，邓拓跟着彭真跑，吴冷西也不听话，谁知道你听不听？搞不搞独立王国？”
唐平铸于人民日报任职时间颇为短暂。1966年5月31日，他随陈伯达工作组踏入报社大门，翌日6月1日便参与了夺权行动。不久后，即6月20日，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代理总编辑。1967年1月17日，由于与解放军报“1·13夺权”事件存在关联，他遭到调回军报。两个月后，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确认唐平铸并无问题，他得以重返人民日报并主持工作，同时被任命为18人临时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到了1968年8月，他又被调至解放军报任职。尽管唐平铸未曾正式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代理总编的职务也仅维持了半年，但他在人民日报期间究竟听从谁的指挥、响应何种指令，恐怕唯有天际可知。